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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网 陈丽娜 柏可林 卞英豪

就像夏季傍晚一群群候鸟，他们很快地集合在一起，又很快地去下一个地点。

从家政工到外卖骑手，从物流配送到网约车司机……伴随着互联网平台的出现和算法技术的运用，新就业形态下的劳动者来来去去，但大部分人的生活已离不开他们的“穿针引线”。

2022年12月，一位外卖骑手在餐饮店内取餐。 （柏可林摄）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劳动法律法规，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

据统计，当前我国灵活用工规模约2亿人，堪称吸纳就业的“蓄水池”，有效激发了经济活力。

“伴随着就业群体不断扩大，其劳动关系模糊、劳动用工不规范等问题也逐渐凸显。如何在发展中破解痛点，保障新业态从业者的权益？”上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多位代表聚焦这群我们生活中最熟悉的陌生人。

让劳动纠纷不再“难以启齿”，建立新业态用工纠纷调解组织

也许，你会觉得“劳动纠纷”只存在于那一纸纸诉状中。但这样的纠纷可能就发生在你我身边。

2022年，是上海有正式气象记录的150年来40℃及以上天数最多的一年。在这个历史最热的夏天，无空调场所工作的“日结工”都经历了什么？东方网记者通过互联网平台招募，进入2家无空调仓库打零工，从事分类扫码鞋盒与筛捡快递。

2022年8月，记者手持温度计在仓库内防爆扇前实测温度为35℃。

成为2亿多灵活就业大军的一员，5天内记者遇到了时薪低于上海最低小时工资标准；拿不到劳务签署盖章的完整用工协议；凌晨时分被“转手”四次坐上陌生中介超载的面包车至下一处工作地……

明明受到了不符合法律法规的不公正待遇，一些“工友”却并没有积极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一些人说花不起那个时间和精力，“我这几天的工作停了，就没钱了。”

我们或许能理解这些工友的担忧和畏惧。这恰恰也是当下劳动纠纷处理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劳动者不知道怎么处理纠纷，即使明知自己受到了侵害，面对冗长的流程和强势的雇主，弱势的劳动者只能望而生畏。

如何用常态化的制度去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否存在一种便捷但又行之有效的方式，让劳动纠纷不再那么“难以启齿”？市人大代表、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席何少华告诉东方网记者，这正是他所在的民进上海市委一直关注的问题。

市人大代表、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席何少华接受东方网记者采访。 （柏可林摄）

今年两会期间，他递交了题为《关于建立新就业形态下劳动争议调解组织的建议》。

调解在化解争议中具备着独特的优势。何少华认为，调解对于劳动者，能够事先了解维权路径；对于平台企业而言，调解能够快速解决争议，有利于维护企业形象，避免极端事件发生，并维持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他建议依据《上海市促进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条例》，由司法、人社、工会等部门牵头，建立新就业形态下的劳动争议调解组织。

就在何少华提交建议后的几天，全国总工会的一则通知也再次强调推进建立与劳动者的协商协调机制。

据媒体1月12日报道，全国总工会日前印发《关于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协商协调机制建设工作的通知》。

《通知》要求发挥全国工会组织系统合力，重点聚焦货运、网约车、快递、网约配送等行业的12家头部平台企业，推动建立与劳动者的协商协调机制，畅通和规范劳动者的诉求表达、利益协调通道，共同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水平提高。

值得一提的是，在提高争议调解效率，将矛盾纠纷化解于基层方面，去年，一些灵活就业与新业态领域的纠纷调解自治组织已在上海应运而生，先行先试。

杨浦区家政服务行业工会联合会“官宣”成立，“家政服务行业劳动纠纷调解中心”揭牌。

在普陀，本市首家面向外卖骑手的平台企业争议调解中心——骑士争议调解中心正式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