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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刚执导的电影《向阳·花》上映后，围绕其主题呈现的评价，有明显两极分化的趋势。有观众认为，这部电影真实再现了底层女性的生存困境与自强不息，以及有前科人员所面对的就业歧视、经济压力与社会偏见；也有评价认为，电影对于底层女性生存艰难的呈现是一种刻板叙事，存在消费苦难的嫌疑。

这种两极评价，也许是因为电影没有处理好戏剧性与真实性的共生与平衡。这涉及到现实主义与戏剧性之间复杂动态的辩证关系，也是文学与艺术理论中极具争议性的核心命题之一。

《向阳·花》改编自虫安《教改往事》中的一个短故事《女监里的向阳花，开出高墙外》，讲述了有犯罪前科的底层女性，回归社会后艰辛奋斗的故事。原作的故事和题材有着天然的改编优势，使电影在人性、情感、社会现实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发挥空间。电影在原作的人物与故事框架之上，增加了大量情节以使整个故事更加完整。

不过，对比原作和改编，我们很容易就能辨识，什么是真实复杂的好情节，什么是虚假刻板的平庸情节。导演冯小刚在访谈中说，这是一部温暖的现实主义电影，但从改编策略来看，他显然更倾向于创作一部现实题材的类型电影。正是这种摇摆不定的创作态度和改编思路，破坏了原作故事的真实性和复杂性。

现实主义与类型之间的动态张力

现实主义电影和现实题材的类型电影，是两种不同的叙事策略，在创作理念、美学诉求和社会功能上存在本质差异。在叙事层面，这种差异体现为松散的因果链/强因果关系，弥散性冲突/单一性冲突，开放性困境/假定性解决等。而两者在美学诉求上的深层矛盾，是真实性与戏剧性的对峙。

在当下的电影创作中，两者常呈现交叉融合的态势。现实题材的商业电影，经常既需要类型电影的情节结构与戏剧强度，又企望借助现实主义美学精神完成对社会的深度思考。

但这种融合涉及到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内在矛盾性——客观与主观、真实与虚构。詹姆逊认为，现实主义的本质矛盾源于其认知性与审美性的不可调和。一方面，现实主义追求对社会现实的客观再现（认知功能），另一方面，它又必须通过艺术形式进行主观加工（审美功能）。这种双重性导致现实主义始终处于“既要求真实又必须虚构”的悖论之中。

当代的叙事实践，其实已经在某种意义上解决了现实主义的这一内在矛盾，也突破了“现实主义与戏剧性”的简单对立，两者可以既存在张力又相互成就。因为现实主义也需要发展出更加复杂的戏剧语法，借助戏剧性完成对社会的观察与解剖。比如《我不是药神》《寄生虫》都是用类型的方式切入社会现实、捕捉社会热点，实现了现实题材类型片的范式突破，就是融合的典范。

其中关键在于，现实题材的类型电影，需要让真实性与戏剧性相互成就，否则两者之间的矛盾很容易在题材与形式间制造出一个巨大的裂痕。现实本身就有非常强烈的戏剧性，只是需要警惕那种脱离社会肌理的虚假戏剧冲突。

戏剧性是解剖现实的工具抑或脱离社会的奇观

商业类型电影中，缺乏现实依据的戏剧性难免退化成廉价的叙事工具。好的戏剧性情节，既要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又要能够表现社会现实的多样性、人性的复杂性，深化主题和人物塑造，有助于增强现实主义的效果。

《向阳·花》中，主角高月香和黑妹尝试各种工作，均因有前科被解雇。改编加了一个情节：两人跳舞推销卖酒时被猥琐的老板克扣薪资，高月香想要回薪水，却差点被老板性侵，最终两人被打得伤痕累累。然后是原作中的一个精彩情节：她俩穿上买来的假警服，铤而走险去前狱友胡萍家骗钱，当看到胡萍爷爷奶奶的家家徒四壁，奶奶还卧病在床，心有不忍，反而倒贴了500块送给狱友奶奶。对比“跳舞推销-被性侵犯未遂”和“骗钱-送钱”这两个情节，高下立见。这两个戏剧性情节，都是为了表现主角的生存困境，但在呈现社会现实、塑造人物、揭示人性上，都有相当差距。

“骗钱变送钱”这一情节的立体性和复杂性体现在多个方面。主角的矛盾行为，不仅揭示她们的生存困境，以及由此生发的人性之恶与道德瑕疵，又展现了底层群体在绝境中依然保留的人性温度与善意良知，塑造了“不完美但可信”的复杂形象。送钱的行为不仅是帮助他人，更是自我救赎。人物也通过自主选择，完成从依循生存本能的“苟活者”到内在成长的“觉醒者”的转变。这其中，我们既能看到如刑满释放人员再就业困难、贫困的代际传递这类社会结构性问题，也能看到弱者互助所包含的个人能动性力量，用困境中的人性微光体现出影片“向阳而生”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