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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不仅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而且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前无古人的创举，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提法将中国发展道路提升到了人类文明的原则高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的最新概括。作为社会进步的指示器，文明不仅是一个社会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等文明成果的总和，而且是贯穿在种种文明成果之中的内在原则，是一个社会在实现自我进步过程中的自我意识和价值取向。由于不同社会的内在原则和价值取向存在着深刻的差异，所以人类的现代文明也就具有不同的形态。同时，不同的文明形态也折射出不同的文明逻辑。中国共产党通过伟大社会革命所形成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关键在其所蕴含的新文明逻辑，我们可以从四个维度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逻辑。

从社会主义维度看，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的文明形态。社会主义不仅是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同时也是崭新的文明形态。马克思衡量文明的价值尺度主要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程度。实现人类解放，推动人的发展，便是社会主义的文明追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不仅是社会制度的差别，也是文明形态的差别。社会主义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所奠定的主导原则是从“以资本为逻辑”转向“以人民为中心”。是驾驭资本力量而服务人民美好生活，还是牺牲人民利益而服从资本增殖逻辑？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文明分野。对此，社会主义中国选择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最终在人类文明的原则高度上与资本主义相界划。当前中国正处于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向“以人的独立性为基础”的社会形态跃进的历史时刻，既要保持现有的文明成果，即“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同时也要摆脱资本逻辑的异化状态，迈向以人为本的文明新境界。

从现代化维度看，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由于社会主义原则的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不应该复制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同时，由于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外生”特征，中国式现代化也无法复制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只能开辟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现实基础，也体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取向。现代化道路的差异同时也是文明形态的差异。例如，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以共同富裕为追求，现代化成果应当涵盖超大规模人口，这与一些西方国家两极分化的社会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鲜明特征，现代化建设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这与一些西方国家依赖高能耗的现代化道路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以和平发展为外部环境，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这与西方国家通过对外殖民掠夺而谋求原始积累的现代化道路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式现代化在西方文明的限度上展开，重新定义了人类文明的合理形态。

从中华文明维度看，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文明的当代形态。马克思始终关注中国、印度、土耳其等东方古国，反复思索这些文明传统深厚的非西方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提出了诸如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特别是对中国，马克思既批评过中国封闭落后的状态，“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也预言过“中国社会主义”的出现和“整个亚洲新世纪的曙光”。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马克思有关东方社会现代转型的理论从预言变成了现实。通过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把中华民族从求出无门、饱受欺凌的境地中超拔出来，使面临亡国灭种深重危机的文明古国从此站稳脚跟，让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大国重新焕发生机。中华文明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现代转化：正是现代经济建设，使中华文明的经济基础从自然经济翻新到市场经济；正是人民民主政治，使中华文明的政治载体从封建王朝跨变成共和国家；正是伟大社会变革，使中华文明的社会形态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正是对外开放交流，使中华文明的交往尺度从闭关锁国扩展到世界历史。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传承有序，但是中华文明的发展条件却发生了深刻改变，从被动转向了主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便是古老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