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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结构、收规模、清存量……半年之后，银行互联网贷款市场将迎来重塑。一周前，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这份被业内称为“助贷新规”的文件将于今年10月正式施行，银行与助贷机构的合作逻辑正面临重构。伴随着政策“靴子”落地，银行也开启了一系列新动作。4月10日，多位银行个贷部门负责人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总行集权严控规模成为关键动作，同时定价机制与息费也将更加规范，自营渠道的建设也在稳步推进中，一场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变局已然拉开帷幕。

　　执行总行名单制管理

　　对银行而言，助贷新规中的“权限收归总行”“严控规模”是首要关注的重点。监管明确，商业银行开展互联网助贷业务应当坚持总行集中管理、权责收益匹配、风险定价合理、业务规模适度的原则，定于10月1日起施行。

　　将权限收归于总行，直击以往分行各自为政的痛点，业务适度则是要求银行在规模与风险间寻求平衡。

　　“过去分行自主经营，导致合作机构鱼龙混杂，现在要求所有合作必须经总行名单制管理，主要是为了进一步隔离风险”，一位股份制银行个贷部门人士透露。以消费金融类业务为例，增速控制在15%—20%左右，需要防范过度借贷的风险。有了此前整改经验，助贷新规存量业务整改难度不大。

　　部分助贷机构资质参差不齐，风控措施不完善，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一些银行与大量中小助贷机构合作，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筛选机制，为后续的风险隐患埋下伏笔。2020年7月，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开始实施，从风险管理体系、贷款合作机构准入等方面对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提出明确要求，并按照“新老划断”原则设置了两年过渡期。过渡期本该在2022年7月结束，但由于受疫情影响、宏观经济等因素，监管决定将过渡期延长至2023年6月30日。

　　在长周期整改年限中，清存量、完成对应整改要求已是基本工作。对本次助贷新规存量整改工作，另有多位银行人士表示，经过了前期的积累，历史遗留问题已基本整改完毕，此次监管给的时间较为充足，压力较小。

　　在挑选助贷机构时，各家银行已构建起一套清晰可行的策略，根据平台经营情况、管理能力、风控水平、技术实力、服务质量、业务合规和机构声誉等多维度进行评估，优先选择头部互联网金融机构及互联网公司进行业务合作。同时，提出统一性、名单制、先进性、自主性、后评估的原则，并设置基本条件、合作要求、禁止条款。

　　银行要求机构规范宣传表述

　　助贷新规要求银行注重发展业务的稳定、持续，而非短期搏一波收益。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过往由于部分银行在筛选助贷机构时标准不够严苛，或是对合作过程监管不力，导致诸多乱象丛生，投诉量急剧攀升。4月10日，北京商报记者根据投诉平台不完全统计发现，开年至今，围绕银行互联网贷款的投诉超150次，主要围绕在利率与收费、暴力催收现象两大方向。

　　部分合作助贷机构在宣传贷款产品时，对利率及各项收费标准含糊其词，表面上宣传低利率吸引客户，实际放款后，客户却发现存在诸如高额的手续费、咨询费、担保费等隐性收费项目；一些助贷机构在客户出现逾期还款时，采用极端手段进行催收。

　　在规范业务定价机制方面，助贷新规要求，商业银行应当将增信服务机构向借款人收取的增信服务费计入综合融资成本，明确综合融资成本区间，明确增信服务机构不得以咨询费、顾问费等形式变相提高增信服务费率。要求商业银行开展差异化的风险定价，推动贷款利率、增信服务费率与业务风险情况相匹配。

　　上述城商行个贷部门负责人直言，“据我行观察，近年来的投诉缘由基本围绕着能否停催缓催、能否利息罚息减免、能否延期还款或调整还款计划、能否更新征信、是否涉及高利贷等方面，如果需要变革，需要从根本上修改贷款政策。未逾期、已结清、无借据等投诉错误占全量投诉的20%左右。下一步我行将加大贷款政策的宣传，增强客户对贷款政策的了解，监控催收不当行为。从息费角度出发，在落实将增信服务费计入借款人综合融资成本，并确保综合融资成本合规的过程中，采取合同约定及处罚机制”。

　　“目前，我行已明确禁止使用‘最低利率’‘零手续费’等模糊表述，必须明确年化利率区间及不同还款方式的费用差异。针对第三方合作平台，要求其在推广素材中同步嵌入我行统一的‘息费合规声明’，并通过技术接口实时监测宣传内容，发现违规立即切断流量合作。”另一位银行人士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