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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肃中部的一个小山村，十来户人家环山而居，形成一个“V”字。在“V”字右边的尖上，是王梅的家，顺着这条路到“V”字的底下，是她姥姥的家。姥姥做好午饭会到路口朝着她家喊:“饭好啦!”

王梅是“95后”。分家时，爷爷给了她家一间土房、一袋麦子、一袋绿豆，锅碗瓢盆什么都没有。父亲把麦子和绿豆卖了，买回了锅碗瓢盆。2016年，村镇实施精准扶贫，王梅家的土房变成了新房。   

她和弟弟妹妹都很争气，考上了二本院校，办了助学贷款。为了供三个孩子读书，父母承包了一百多亩地，靠天吃饭，收成最好的一年收入2万元，遇上病虫害，勉强收回成本。后来，父亲离开了家，到内蒙古打工。母亲也去了兰州，做卫生间保洁，每月2300元，一拿到工资，她就分头往三个孩子的卡里打钱，自己一分不留。

王梅是绥化学院2019届毕业生，她的故事被记录在近期出版的《我教过的苦孩子》一书里，作者是绥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的退休教师张爱玲（笔名：艾苓）。她采访了超过200名绥化学院师生，写下从2000届到2020届这二十一年间毕业的56个贫困生的故事。

这些贫困生主要是“80后”“90后”，他们的成长轨迹，正是农村贫困家庭大学生的缩影。“教育能给贫困家庭带来希望，改变生活、改变命运的希望。”日前，艾苓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说道。

《我教过的苦孩子》一书。“真故”图书供图

“我的任务是考大学”

绥化学院地处黑龙江省绥化市，于1953年建校，最初命名为绥化师范学校，1978年更名为绥化师范专科学校，2004年实现“专升本”升格为绥化学院。

艾苓是绥化师范专科学校1987届历史系毕业生，做过中学老师、公务员、记者， 2005年她回到母校教写作。从教十七年，她接触的学生超过3000人，其中至少三分之一是贫困生。

2017年起，艾苓追踪采访贫困生的人生轨迹。在她的书中，二本院校贫困生连同他们身后的家的模样变得渐渐清晰。

他们有人因为家庭条件不好，想出去打工赚钱，被村主任拦下强行“押送”去读大学。有人考上了市县里的重点高中但付不起学费，只能放弃，留在当地上学，因为学校承诺减免三年学费。他们把学习当作唯一的出路，也是唯一能帮自己找回自尊心的出路。

绥化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06届专科毕业生戴军是“80后”，他家有三个兄弟，父亲是铁路职工，因为肝病病退，母亲是家里的顶梁柱，哥哥成家独立。自从母亲病倒以后，弟弟和父亲把家里地里的活接了过来。

“我的任务是考大学。”2001年，戴军第一次参加高考，但成绩不理想，复读第三年，他考上了绥化学院。不料，父母因病相继去世。靠着勤工俭学、做家教、给学生卖生活用品、推销外语资料等积攒下来的钱，他完成了大学学业。

石景是“95后”。在他的记忆里，奶奶去世前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买不起”。湖北的夏天天气炎热，他想吃雪糕，奶奶会说，“买不起。”但他生病要打针吃药，上学要交各种费用，奶奶却从来不说这三个字。

读大学是他第一次出远门，父亲陪他去报到，只买到了一张硬座的票。那趟火车全程34小时53分钟，他跟父亲轮流坐。到了绥化以后，父亲看他进了校门，转身回车站赶车，接着一路再坐硬座回去。

这些便是艾苓接触到的“苦孩子”。上个世纪80年代她读书那会，学校里还没有“贫困生”这个概念，“因为大家都不太容易，只是有的人更不容易”。艾苓的丈夫也是绥化学院的毕业生，两人是大学同学，而她丈夫则属于“更不容易”那一类学生。